君与李与杨与安之恋

《资治通鉴》载：“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本节引的资治通鉴中的这段话主要说的是玄宗朝蕃将的崛起，但也说明了李林甫断绝了节度使入朝为相的道路，这也间接地造成了节度使的久任。节度使失去入朝为相机会的同时，宰相也在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李林甫时期，状况还不致失控，但到了杨国忠时期，这一现象就愈演愈烈。（由节度使入相确实是玄宗一条当宰相的重要渠道，玄宗朝宰相２２人中，共有１０人有过任节度使的经历）

在李林甫做了独相的时候，藩镇不兼领的原则也被打破了，地方势力日渐坐大。王忠嗣、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等人先后兼统数镇，为了防备外敌而筹备的东西两大地域集团在事实上成立了。

面对这种情况，李林甫并非毫无察觉，为此，他采取了两个办法，其一是通过打压王忠嗣，皇甫惟明等西部将领来拆分西部地域集团，其二是通过个人威望及朔方镇来控制安禄山。

至于西部，天宝十载，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同年，李林甫兼朔方节度使，正处于安禄山向西扩张的道路上，使得安禄山无法再向西扩展。与此同时，李林甫控制的朔方既是东西两大地域集团的缓冲，又可随时联络一方制衡另一方。

他的辅相牛仙客即先后担任过河西与朔方的节度使。牛仙客既非名门，也无中央任职的经历，纯粹依靠边镇体制而成为宰相。他的拜相，不仅标志着“边陲将领日益卷入朝廷政治”，也说明了李林甫欲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西部地域集团。

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开元二十六年，李林甫遥统河西、陇右两镇，均是其努力控制西部地域集团的努力。但因为西部边境恶劣的边防形势，宰相遥统并不能长久。皇甫惟明、王忠嗣等人先后控制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等边镇，而太子素与皇甫惟明、王忠嗣等人友善。太子在内，边将在外的形势对于李林甫倾覆太子与染指西部地域集团都是极大的阻力。作为应对，他选择了拉拢东部地域集团来对抗西部，而这时安禄山就成了他的选择，这正是“右相李林甫亦素与禄山交通”的背景，即通过安禄山来保持对皇甫惟明、王忠嗣的压力。从安禄山、皇甫惟明、王忠这一时期的履历即可看出。

但制衡是为了将对手踢出局，他抓住机会利用储君问题打压和太子交往过密的王忠嗣和皇甫惟明。李林甫诬陷皇甫惟明与韦坚“构谋规立太子”，被贬为播川太守，尚未到达，玄宗就“发使杀惟明于黔中”；天宝六载，李林甫命济阳别驾魏林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不久暴毙。王忠嗣之后，经过一系列的角逐，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李林甫自任朔方节度使。这样，西部地域集团就被李林甫成功拆分。

李林甫在这期间的踩拉敲打不可能不对安禄山产生影响。史载李林甫每与安禄山语，“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禄山以为神明，每见林甫，虽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书厅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禄山欣荷，无所隐，呼为十郎。骆谷奏事，先问‘十郎何言？’有好言则喜跃，若但言‘大夫须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曰：“阿与，我死也”，甚至有人将其演绎为李林甫是仙官谪居。可见安禄山是畏惧，起码是相当忌惮李林甫的。

不过，这种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李林甫的个人的地位、威望均在东西两大地域集团首领之上。所以，这种策略的基础并不稳固，只是权宜之计而己。

这几话戏剧冲突安排的很巧妙啊！读了这一节大家在看应该能回味的更多一些

天宝十一载，李林甫死，这种互相制衡的模式自然失效。原本，作为动荡的土壤还被李林甫用塑料大棚给紧紧罩住，不见天日。但杨国忠的上台就像把这薄薄的塑料膜撕得通透，这一点是不管农夫多么勤劳也无济于事的。

天宝十三年正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入朝。这时的安禄山身兼三镇，又兼并了阿布思的部众，兵天下，更兼受玄宗宠爱，对杨国忠“视之蔑如”。

自杨国忠为相之后，每言安禄山必反，请玄宗诏安禄山入朝。杨国忠本以为安禄山不敢入朝，但“禄山闻命即至”。在华清宫谒见玄宗时，安禄山利用玄宗与他的亲密关系，在玄宗面前哭诉，“上怜之，赏赐巨万，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

时禄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宠异。禄山求带平章事，下中书拟议，国忠进言曰：禄山诚立军功，然眼不识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轻国。’玄宗乃止，加左仆射而己。安禄山回范阳时，“其意怏怏”。

杨国忠削弱安禄山势力的努力并不止于此，他也和辅相韦见素一起建议玄宗“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翗为河东节度使”，以架空安禄山，夺其兵权。只是因为派去窥伺安禄山有无反意的辅璆琳收了安禄山重贿，归来时盛赞安禄山一心为国，故而玄宗将己草拟好的制书留而不发。

杨国忠与安禄山水火不容的关系从安禄山叛乱以后也可窥见一二。安禄山叛乱，以讨杨国忠为名，反后“杨国忠扬扬有德色”。彼时杨国忠认为安禄山叛乱可定，铲除安禄山后，他便可以安然独掌相权了。在安禄山眼里，杨国忠可能是一个没多大本事*（和李林甫相比）但是净给自己添堵的小人吧。

可见，到了杨国忠时，集权一如李林甫，决不允许别人染指相权。但他又有这个资本么？薄膜已经被无情撕开了。接受了充分滋润的，来自边境的暴乱种子正饱吸养分。

狂怒的杨相，但狂怒也无济于事

尾声

在玄宗初登基之时，年富力强，对政治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就使得玄宗朝的宰相出现了人数精炼、主相为大的特点。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人数精简则办事效率提高；主相为大则保证了人尽其才。但对宰相的这种安排也造成了权相出现的危险。

总的来说。相权的集中与久据相位的出现是玄宗朝宰相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玄宗的怠政，他也开始有意无意的纵容权相的诞生。李林甫的出现与其说是偶然现象，不如说是必然结果。李林甫为相后，节度使为相之路基本断绝，正因为此，宰相对藩镇的控制力也在减弱。杨国忠为相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对于强藩基本失去了控制。

怠政在地方上的表现就是节度使出现了久镇现象，截止到天宝十四载，节度使久镇现象己经十分普遍。随着天宝年间蕃将节度使的崛起，久镇的节度使基本上都成为了蕃将。天宝年间，蕃将节度使的崛起是多方面的，他们久镇大藩上，兼统多镇上。这些都成为了东西两大地域集团成立的重要原因。给东西二臂迈上了易燃的导火索。

于是中央的动荡与地方的动荡呈双螺旋结构逐渐加速。那么作为政治的延续和最终手段，军事方面也不得不摆到台前。

题外话 -冷面的君主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抛开其他的诸多因素，如果只在乎节点本人。我们该如何讨论这样的一个李隆基呢。

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是由于李隆基本人的性格导致的么。是前期英明神武后期昏庸无能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么。这不单单对于“外行人”我想对于内行人也是有很大的讨论价值的。

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疑问，英明神武的李隆基，昏庸无能的李隆基。那一个是真正的李隆基？

我的答案是，如果单从性格来讲。玄宗本人的本质没有改变过。年龄变大只是让他尽力变得更差，性格变得更突出。而精力的衰退导致他的负面人格更加负面。

导致安史之乱的原因都是李林甫和杨国忠么？相信大家看了以上的文章，会有一点的了解。我在上文说，在萧嵩之前，权力的斗争是幽一定底线的。那这个底线在哪里呢？

姚崇做独相，排挤众人，临死前又让儿子们在他死后送礼保命；张说和张嘉贞勾心斗角；宇文融为整掉张说不遗余力，最后因为排挤李祎而玩脱；双双完蛋，杜暹和李元纮。。。

说白了，权力的斗争是无情的。你想实现你的主张，非独不可，如果输了。就是政亡人息，这可就是逼你努力努力再努力了。照这样发展，底线的突破，中央的事情交到地方来解决，好像又是避无可避了。

社会运行是细节组成的。每一个过程的细节是此前所有历史运行的总和的必然节点，所有细节意味着结束也意味着下一个进程的开始。人类惯性地寻找某一个具体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节点”，来便于我们确定时空坐标。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抱有这样一个幻想，作为过程的结果是可控的，而忽视了结果的过程。

很多“抄作业”或者另请高明的答案，其实存在的都是一个这样类似的问题。只要达到某个模糊的目标，稍加改变便可直达最终的结果。宋史学家赵冬梅曾说：她拒绝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历史是有一系列偶然组成的。这是在论证宋神宗变法的因果时所提出的。与之在哲学论上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组成的，恰恰说明了他的必然性。

回到刚才那句话——一切结果皆是过程中的结果，一切过程皆是结果后的结果。汉儒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儒则说：万一这山河大地都陷落了，这道仍然在这里。

以中古史的大坐标安史之乱为例，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源是什么？有规避安史之乱爆发的可能性吗？理论上有，若无玄宗宠信安禄山不就完了吗？但这种跳跃性的论断是遮蔽过程的。他遮蔽了玄宗朝严峻的边境战争环境，遮蔽了均田制瓦解和大庄园经济的恶性发展，遮蔽了唐中央严重的内斗和武人地位下降的事实。

在一些答案和思考中，大家迫不及待想要采取的手段，例如迁都、改革兵制、敛财，其实不是具体的手段，相反是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的目标。相较于最终的“走出困境”再造盛世的大目标而言，他们的确是小目标，但从每一个微末的人来看，则宏大无比。

回到针对李隆基本人的讨论上，他的少年时期，先是伯父被废，紧接着父亲去位，祖母称帝之后，皇室内部间充斥着夺权与废黜带来的血腥与冷漠。

包括他本身的权利也是通过两次夺权来获得的，出于这种原因，它对他的家庭成员软硬皆施，外宽内忌。

他一方面对自己的血亲加以监视。他即位后，于积善坊内设立五王宅以供诸兄弟居住，又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和华清宫侧都设立了十王院、百孙院，供皇子皇孙居住。表面上看十分恩宠，实际上则杜绝了其兄弟和皇子皇孙们参与政事、形成自己势力集团的可能，是其煞费苦心的防微杜渐举措之一

，另一方面，当皇室成员卷入阴谋事件时，他一向为示开明的只惩首恶并不开罪于他的家庭成员。

当然后一条当然是看情况的啦。李瑛是玄宗第二子，在开元三年正月就早早立为太子。是因为其母赵丽妃在当时受玄宗宠爱。惠妃得宠之后，其子寿王李瑀风头正盛，颇有夺嫡之势，太子诸人抱怨的言语给了武惠妃攻击他们的借口。

她泣于上”时说“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其关键不在于“将害妾母子”，而在于“阴结党与”和“指斥至尊”，这是敏感的玄宗万万不能容忍的。虽然这一举措被张九龄顶了回去（但张九龄也是宁直不完的猛男。张九龄在劝谏玄宗时，举了四个废太子而导致国家动乱的例子，一是晋献公杀申生，二是汉武帝冤枉戾太子，三是晋惠帝废愍怀太子，四是隋炀帝废杨勇立杨广。这四个例子的共同点就是废长立幼。回顾玄宗以前，唐朝的皇帝并没有一个是以长子身份登上皇位的。这基本就是指鼻子骂李唐皇室了）张九龄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层政治意思，更大可能时意识到了，但是抱着一种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去做了。但结局可能不会改变。

玄宗这次虽然暂时让步，但有了结党嫌疑的李瑛，太子位置终将不保。而力保李瑛的张九龄，不但因为犯言直谏触犯了玄宗，还在客观上介入了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处境己经十分不利。

尤其是后一条基本是沾着就死。之前也说了，李林甫诬陷皇甫惟明与韦坚“构谋规立太子”，被贬为播川太守，尚未到达，玄宗就“发使杀惟明于黔中”；可见李隆基对于自己的家人的不信任到了什么程度。

另外，尽管他主观上禁止外戚家族拥有政治权利。这当然包括从龙之功的王皇后一族以及后来的武惠妃和杨玉环，但后两者总是能将事情给予自己主观的给予恶意引导。同时强化他敏感而阴暗的心理。也有后来者借助皇帝对后宫的宠爱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在李林甫未入相之时，就通过宦官表明了其“愿保护寿王”的政治立场，惠妃因此才助他登上相位。）

但是直到他在位的后几年，他仍然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权利，不允许他的后宫直接干涉朝政。

长恨歌中的传世爱情，受后人所推崇。但更像是后人在缅怀那个太平盛世。在他偏宠武惠妃时，也曾有意策她为皇后。但他竟然在她的葬礼上。爱上了她最疼爱儿子的儿媳。（也别怪寿王醒了，这谁能睡着了）畏惧自己失宠的发妻的王皇后，为此向僧侣求佛，以助自己求子，被揭发后，他被贬为庶人之后在忧患中猝死。这位天子又何曾多情？他不曾爱过任何一个人，他会为一件事的微小变数来轻易来杀死伴随他几十年的枕边人。一切得出他是多情圣天子的结论不过是主观的臆想。

皇后何曾是国本？对他而言也不过是一个仪式用品罢了。英明的他操纵权术，将他的“爱”肆意的给予这个那个人。榨干了爱意，然后丢弃。

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生物，他固然比乾隆之位英明许多，可他何曾爱过一个人，女人们也只能费尽心思的卖弄风情，用尽手段来祈祷自己是他“爱”上的最后一个人。

在《资治通鉴》开篇的故事里，三家分晋的结局前，是智氏的覆灭，关于末代智子为何失败，史书中伏笔甚多。智宣子选择继承人时偏爱幼子智瑶，族人智果说：智瑶身上有五处优点，但有一处缺点——无仁德之心。

智瑶继位后攻伐赵氏，决汾围晋阳，感叹原来水也可灭人国啊。韩魏两君于是决意反智助赵。而智氏谋臣劝阻智瑶后，智瑶又以此恫吓韩魏，韩魏虽然表面驯服，却加快了和赵氏的同盟。最终倒戈一击，消灭了原本最强大的智氏。故事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螨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

在宏大的地球上有小小的东亚，在辽阔的东亚有小小的山西，在广袤的山西有小小的晋阳，在强大的智氏面前有小小的三家，在伟大的君主面前有小小的臣民。一生万物，远大逝返。道便是这样运作在世界上的，无论是尧舜还是桀纣，都不是真正的光源，而只是折射着正道的光。世上不公平的有很多，但公平的是时间，一分一秒地均质流逝。无才平庸的人很多，世界不仅仅是被冠为英雄豪杰之人的，更是平庸之我辈的。大唐皇帝爱他的大唐，未必爱他的臣民，我爱我的土地血肉，未必是他的大唐。而天下之人，莫不如此。

本文主要援引文章《中央权力与地域集团——玄宗朝藩镇格局的演进》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长安与河北之间》
《危机与重构》《唐代中原藩镇研究》《安史之乱对唐代农村社会的影响》
《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

本文末尾部分语段来自知乎作者陈秉扬，已获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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